真相的探险浅论朱大可的中国神话传说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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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永不停歇，
直到正义像阳光一样灿烂，
救赎像点燃的灯光一般闪耀。
——以赛亚书
在天王星与土星的守护下在谈及朱大可四十多万字的新作《中国上古神系》之前，我想谈一下被日常生活庸俗化了的星相学。平庸星相家在中国泛滥成灾，人们被粗暴而简单的划分为十二种类型，彼此相遇，对号入座，互相识别。但人仅仅可分为十二个类型吗？地球上的芸芸众生千姿百态，各自相异，人们的出生时间、纬度、经度皆不相同，每个人所参照的宇宙星辰亦不相同。真正的星相家懂得，每个人，单个的人，都拥有一张独一无二的命运地图，这张地图便是由具体的时间与空间所厘定的星盘。西方星相大师不但会依据个人星盘解读一个人固有的命运，还会依此来指引一个人未来的走向，使得人们避祸趋祥。更有甚者，开办星盘修改会所大举敛财。此举颇具巫蛊性质，被波德里亚戏谑的称呼为“星相整容”(1)。但所知甚少的平庸星相家为何在中国大众那里广受欢迎呢？根本原因在于：1，在本土属相之外，东方人饥渴于西方镜像。如饮茶者渴求咖啡的浓烈，而舍弃近在咫尺的茶的芳香。2，在人群麋集的都市中，人们对每日邂逅的陌生人深怀恐惧。面对每一张展开如手掌的苍白面孔，彼此如何快速理解？借助家庭主妇式的抽屉分类法，袜子的归袜子，内衣的归内衣，礼服的归礼服。这便是十二星座所具有的大众意义。
平庸星相学家指称，水瓶座人是十二星座中最具有反叛精神的人，因其的守护星辰为天王星。但天王星为一颗具有双面性的星辰：创新而鲁莽，渊博而激进。这颗星球危险而顽皮。这个星座的人的星盘之中，若天王星不受其他星辰的制约，他们对世界的探险往往呈现出毫无意义的激进，甚至演变为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鲁莽。然而，当星盘中作为责任之星的土星与天王星相位良好时，这种探险就会成为原创精神的真正动能，一些看似疯狂的理念会变成美妙的规范。变化成为变革，变革成为现实。土星之力量不但制约了天王星的疯狂，反而激发了天王星的潜能。天王星的激进则改变了土星的漠然、忧郁与迟钝(2)。才华横溢的爱尔兰作家乔伊斯，便是一位在天王星与土星守护下的水瓶座人，他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文学流派：意识流。整个世界文学史，因乔伊斯丰盛的馈赠而惊喜。让我们仔细打量一下生于一月份的朱大可的星盘，这位水瓶座人，他星盘中土星与天王星呈现出几乎与乔伊斯一致的相拱之态。这一东一西时空相异的两位水瓶座人，同样处于土星与天王星的守护下。自由对他们而言，不仅仅是政治意识形态、日常生活的行动不受拘束，而是一种有待重新创造的内在性，是融于骨髓的思想之舞。他们喜欢以狮子的雄心，婴儿的好奇，在智慧的丛林冒险。他们涉进别人不曾开拓的领域，勇往直前，并获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神话考古学的轻与重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了朱大可守望者书系的第一本：《神话》。书的封面以黑、白、红三色为基调，“神话”二字宛若上古大鼎占据了封面的上半页，下半页是一朵剪纸质感的白色牡丹花，朱大可三个字红色印章般压在牡丹花心。整个封面性感妖娆，灵动丰盈，协调如歌。相对于即将出版的《中国上古神系》，这是一本轻逸之书。有读者言：有强烈的阅读快感，好像在读一本侦探小说。这是读者对这本书最佳的赞美与反馈。其实，这是一本将符号学运用至极致的书籍，读者即若对符号学一无所知，亦不会有任何阅读障碍。因整部书符号学架构隐而不现，解析羚羊挂角，故事风行水上，遮蔽在中国民间神话之上的重重面纱，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层层揭去，真相就此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我相信，对读者而言，这将是一种阅读的奇幻之旅：理性的颠覆，严密的推理，流畅的文笔，使还原真相的过程既具有侦探小说式的惊险，又呈现出长幅画卷般的质感。在此，面纱与面纱的掉落同样姿态优美，真相与揭示真相的过程同样令人着迷。
卡尔维诺的《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开篇便谈文学的“轻逸”之美：“存在着一种包含着深思熟虑的轻，正如我们都知道也存在着轻举妄动那种轻那样。实际上，经过严密思考的轻会使轻举妄动变得愚笨而沉重”(3)。朱大可的《神话》显然是轻逸的范本。无论是还原屈原的死亡现场，还是论证梁祝之爱原本是同性之爱，皆需研究大量的文本，并将各类文本进行对比、考证与推理。读者的阅读之轻，是作者的研究之重。何况作者原本便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只是他的文字修养，已达庖丁解牛的“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的化境，能令坚硬的骨骼覆满光滑的肌肤，能将内容的深渊反转为表面的轻盈。这样的轻，恰恰是卡尔维诺所倡导的“深思熟虑的轻”。
与《神话》的轻逸品格相反，《中国上古神系》磅礴、大气、专业，甚至“学术”得有些令人不快。因所涉学科众多，引文难以避免，朱语略显滞涩，有些章节显然在蓄意挑战读者的知识范畴与阅读经验。这是一本繁杂之书，理论之书，厚重之书。阅读它，考验的不仅仅是读者的智慧，还有读者的耐心。整部书颠覆旧有神话学理论的同时，建构了自身的神话学骨骼，里面有大量的陌生词汇作为理论架构的砖与瓦：创始点效应、巴别神系、神名音素标记、第一原型、第二原型等等。对普通读者而言，这可能是一本困难之书。因它不是一只将理论隐藏在羽毛下的轻盈之鹏，而是一幢骨骼细腻明晰的巍巍大厦。
然而，在朱大可这里，轻与重的二元对立，不仅仅在文字，还在思想的相互辉映。《神话》与即将出版的《中国上古神系》相互依存，彼此投射，互为镜像。《中国上古神系》是理论，是骨骼，是思想的脑颅骨，是复原神话学的策源地。《神话》是理论的文本实践，是肌肉与皮肤，是文化的横膈膜，是整个神话学众多子嗣之一。据我所知，《中国上古神系》是朱大可神话学的母镜，众多的神话子镜在今后的岁月中逐一面世。那个时候，我们将看到一组由朱大可打造的神话之镜，它们相互辉映，从而照射、反射、折射出种种被岁月之尘有意无意所蒙蔽了的神话学真容。
但为何作为母镜的《中国上古神系》反而比子镜之一的《神话》迟面世呢？难道是子镜催生了母镜？在发表《禹：中华民族精神的话语起源》的20多年后，重返神话学研究的现场，是朱大可的有意为之，还是思想的蝴蝶效应？在我看来，神话研究是朱大可思想谱系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神话研究是他青年时期痴迷于神学的一个巨大回声。满目疮痍的现实使他对两千年来的流氓化社会的根源进行一次大起底与大扫除，这是一把巨型扫帚，这巨型扫帚使他重拾他与神学之间的秘密契约。早在年《信念的诞生》一文里，朱大可便将世界信仰分为三类：“1终极信仰：道和上帝等一切形而上地存在着的绝对真理及其代码；2中间信仰：母亲、家园、祖先、民族、国家、政党、权力、各种世俗道德原及其代码(如龙)；3基础信仰：(又称工具信仰)A.生殖器、性及其代码；B.货币、一切被货币定义过的器物及其代码。(4)”按朱大可的分类，中国是一个以基础信仰为根基，并以中间信仰代替了终极信仰的国度。中间信仰什么时候代替了终极信仰？中国人终极信仰的遗失与各王朝的政治变革有何关联？这一连串问题，必然与神、神话、神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子镜诞于母镜之前的难解状况，或许可用博尔赫斯的这句有趣的名言来解释：“原因晚于结果，航行的动机是航行的结果。”
如若说《流氓的盛宴》是对神早已转身而去的中国当代社会的一种明澈观照，《中国上古神系》则是对造成中国社会流氓化的一次思想寻根：在世界版图上，众多国家与民族皆有自己的终极信仰与完整的上古神系，中国人从什么时候起失去了神的庇佑？失去神庇佑的中国人丧失终极信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疑问是一切文化之母，更是哲学的根本态度。
思想者一旦提出问题，必要在大量世界文本、古典文本的丛林中冒险，从而披荆斩棘，选择、挖掘、解析出自己的答案。这些追问，在《中国上古神话》中试图从符号学、语言学、人类学、文化哲学、考古学多种学科的角度给予综合性解答，答案未必百分百正确，却是不可忽视的一家之言，他要在大扫除后进行大整理，并填补一项一直被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遗漏的学术空白——
“中国历朝知识分子的最大过失，就是用轴心时代（先秦）的文献代替上古神话，以为那就是民族国家的文化起源。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与此完全不同。如果没有对希腊神话及其奥利匹亚神学做出热烈响应，就无法掌握古希腊艺术和哲学的内在本质。自从西汉以来，包括魏晋、唐宋、明清、民国及当代研究者，仅仅把神话作为一个历史的附庸性现象，甚至视为荒诞无稽的‘迷信’，而年以后各地文化馆采集的民间神话故事，多经过‘阶级斗争理论’的胡乱篡改，变得面目全非，乃至呆傻可笑。在政治学、历史学和实用主义学术观的多重挤压下，中国神话没有得到保卫，反而缓慢走向毁坏的终局。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民族国家的精神起源问题，至今仍是一个巨大的空白。”(5)
语言基因分析术在我看来，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是一本在天王星与土星的守护下的水瓶座人的文学探险之作，《中国上古神系》则是一本在天王星与土星守护下水瓶座人的神话学探险之作。但无论文学探险还是神话学探险，皆是一种建立在思想与智慧轨道上的双重冒险，它不但展示作为“高度的深度”(6)的作者的文本喷泉，亦考察读者纵深的文本阅读经验。
全书的密匙在第二章《来自非洲的巴别神系》中，密匙中的密匙则是朱大可自己命名的神话学词汇：神名音素标记。在第一章引用强有力的分子生物学与语言学的科学证据，借用人类学家与语言家的已有成果，明晰的得出世界人种的非洲起源——华夏祖先的非洲起源——世界语言的非洲起源的三部曲上，朱大可推导出自己的神话学结论：世界神话起源于非洲。并进一步指称，中国上古神话亦来源于非洲。这是个令人震惊的世界性学术成果。要知道在世界神话学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神话学与荣格精神分析神话学中的集体无意识，几乎是神话学者们的共识。然而，朱大可指出，人类神话的相似性，并非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所导致，而是起源的同一性在时空传播过程中所结的果子。这是建立在科学依据之上的推论，而非结构主义思想家与精神分析家的逻辑演绎。它给全球神话容貌之所以相似以更为大胆、新颖、可信的解读。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推导出现代人类的始祖来源于非洲依靠的是分子生物学，朱大可应用的则是神名音素标记。前者的科学工具是遗传基因分析法，后者的显微镜则是语言基因分析术。
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曾明确指出：“神话思维的逻辑与现代科学的逻辑同样严谨。其不同之处并不在于理性过程的质量，而在于这个过程中所运用对象的性质。(7)”显然，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现代人并不比原始人更为高明或理性，原始人的神话思维有其完整的逻辑框架、知识谱系与世界认知。神话思维的逻辑有待被人们重新发现，重新挖掘的相对于现代理性的另一种形式的“理性”。
朱大可在《中国上古神系》中亦痛斥英国哲学家雅斯贝尔的“理性中心主义”：“雅氏显然未能意识到，希腊人亦是自我精神分裂的民族，他们在崇尚反神话的哲学逻各斯（logos，逻辑）、并推动苏格拉底式的学术理性的同时，也保存并发展了瑰丽的古代密索斯（Mythos，神话），将其视为原始理性的先驱。(8)”两位神话学家，就此站于同一阵营，一起捍卫密索斯存在的合法性。只不过列维-斯特劳斯保卫的是其结构主义共时性泛平等的历史观，朱大可则在痛悼中国上古神话被所谓的理性主义者撕裂的支离破碎的悲惨现状的同时，维护的是其历时性比共时性更为科学的神话观。
列维-斯特劳斯的伟大贡献在于他的结构人类学开启了法国后现代哲学思潮：福柯、拉康、巴尔特、鲍德里亚、德勒兹等人的哲学思想皆深受列维-斯特劳斯的影响。但我们要认识到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学是一种框架坚硬具有“几何学”风格的神话学，这在其四卷本《神话学》第一卷《生食与熟食》中便明晰可见。列维-斯特劳斯在生食＼熟食中发现了人类文明的分野，并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中找到了对应的模式。他将生食——半生半熟食——熟食缔结成一个有趣的结构主义三角形(9)，哲学顽童齐泽克因此以略带嘲讽的语气说：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食物是“思想的食物”，我们不禁要提出，屎也可以充当“思想的屎”。而后便用三个现代欧洲国家（德国、法国与英国）使用排泄工具（马桶）的不同方式来戏仿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构成一个齐泽克式的现代文明三角样态(10)。
与齐泽克调侃相呼应的是，世界知识圈广泛流传一个有关法国知识分子理论至上的段子：两个法国知识分子坚决反对政府的一项政治改革计划，理由简单至不能再简单，改革在实际上行得通，但在理论上行不通(11)。抛开齐泽克与知识圈对法国知识分子为理论痴狂的漫画式肖像不谈，这种将所有神话放置于固定结构中解析的思维是一种归纳狂式的思维方式，它难以逃脱这样的命运：理论僵化。理论僵化是思想动脉的僵化。僵化的理论如同凝固的动脉，难以将鲜活的思想源源不断的输入文本，文本因此面目惨淡表情沉重。罹患动脉硬化的理论忙于将每一个神话分解、归纳入自身的理论框架，而无法回淤至时间的深处寻找全球神话的真正起源。
朱大可的神话学是一种建立在语言基因分析术上的神话学，它比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神话学更为微观、细腻与鲜活。如若说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学是硬朗的“几何学”风格，朱大可的神话学则属细致的“微积分”。对列维-斯特劳斯而言，从索绪尔哪里继承而来的语言学分析便是能指、所指与意指(12)。在朱大可这里，语言学分析不仅仅是索绪尔的能指、所指与意指，而是能指的细化，无限的细化，细化至语言学毛细血管、白细胞、红细胞，直至语言学基因：音素。“在神的名字结构中，位于词首的那个音素（主要是辅音，也包括少量元音）极其坚硬，犹如高强度的语言合金，能够抵御数万年岁月的磨损和腐蚀……而位于神名的词干和词尾的音素，则更为柔软，极易在漫长的岁月中湮灭。这种词头音素记号是重要的研究工具，它可以帮助人们发现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神名的同一性。(13)”
显然，在朱大可看来，每一个词的音素标记便是语言中的ＤＮＡ，而神名音素标记则是神话语言学中至关重要的ＤＮＡ，在此基础上，他并举证出上古大神音素的同一性“主要体现在水神、地神、日神的三位一体上，并跟N、G和H/S、三种音素标记相对应。地位较低的神祇、神的使者或世俗英雄，音素标记的位置可以不限于词头，而会出现于词干和词尾，例如母神的音素标记M，最初出现与词头，后来则部分后退至词干位置，形成“SAMAN”的双音素标记。(14)”由此可见，面对神话学研究，朱大可与列维-斯特劳斯的根本区别是方法论的区别：前者分析微化至语言学的基因链，后者因时代与自身的原因，分析至语言学的分子结构，而后便裹足不前。
以神名音素标记分析并推导出全球神话的起源，在二十年前是孤独者的一首狂想曲：它是理性的火焰，诗性的冥想，福尔摩斯式的符号推断。二十年后，在分子生物学的基石上，想象变为现实，一簇细小的思想之芽演变为一部洋洋洒洒有理有据深邃博大的神话学著作。这是思想的回声，智慧的奇幻漂流，亦是朱大可的神话学思想在时间中所结出的果实。它的芬芳与甘甜，有待学界与读者的肯定与赏识。它在神话学界的影响，有待时光之石的检验与见证。
修复中国上古神系前苏联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曰：“谎言开始之处，便是真理的终结。（15)”在一篇访谈里，朱大可声称他有语言洁癖(16)。据我对他的观察，这位文化学者不但有语言洁癖，还有真相洁癖——对文化真相的洁癖。在一个谎言密布的世界，人人以假为真且习以为常，真相洁癖患者的处境不但是孤独的，还是痛苦的：他是他所处的国家与时代的异乡人，对真理的饥渴，使得他不由自主的喊出“皇帝没有穿衣服”。揭下谎言的面纱，让人们一睹面纱之后的文化真颜，是朱大可的一种精神疗法，更是他救赎自我与众生的方法之一。从最初的《论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到最近的《中国上古神系》，时光之路上，他不但拂去遮蔽在中国现实之上的重重面纱，还试图剥开、清洗覆盖在历史文化之上的层层污垢。他以他独特的话语方式与西西弗式的存在主义英雄行径，屡次在文化领域搬石上山，再上山；探险，再探险；求真，再求真。在他的信念里，真理言说之处，谎言即便不会立刻终结，也会慢慢消散不见。
在《中国上古神系》的第二章得出世界神话起源于非洲，中国上古神话亦起源于非洲的结论后，接下来的八章，朱大可继续行进在真相探险的路上：从大量支离破碎、真假难辨的文化碎片中修复中国上古神系。他以中国学人难得一见的全球视野考察中国上古神话，他从考古学、传播学、地理学等角度分析中国上古大神的真正起源、真实神名与神格，得出许多令人吃惊的神话学推断。诸如老子是一个留学印度的中国哲人，《庄子》是由庄周和他的多代弟子共同完成的集体性产物，墨子是前拉比犹太教时代的传教士(17)；大母神的五种符号母题分别是：大容器、大卵、大圆、大地、大树；东西方龙崇拜有一个共同源头，那就是美索不达米亚(18)；东亚文明拥有自己的三个强大支系——辽河文明、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由此建构了三元一体的多样性面貌(19)；良渚玉琮是一款典型的太阳神纪念物，良渚玉器是埃及金字塔的缩微版，是人类迁徙途中神明塑像不便携带，从而由巨石文明到细石文明的转变⒇；战国确立了黄帝和老子的战略地位，秦帝国确立了帝王至上的极权制度，而汉帝国则完成了汉民族的自我认知(20)……大量的语言学、符号学分析与神话学证据证明了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而这些观点从根基上撼动了主宰了两千年多年的中国主流史学、神话学的假面。从春秋战国及秦楚汉诸代开始的政治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对神话的征用与奴役，赫然显然在我们的面前。撕开假面的一角，我们通过朱大可的视野，看到在遥远的历史舞台上，众神对我们拈花微笑。
波德里亚谈到原始人与神灵之间的关系时如是说：“独一无二的神与统一的政治权力形式密切相关，与原始诸神则毫无关系。(21)”在波德里亚看来，原始大神是原始人的种种化身，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二元关系，而不是异化的关系。不被异化的原始人，可以与他们的神灵（即化身）进行祈祷、呼喊与交换。神作为原始人的象征物而存在，而不是征服者。神指引人类的心灵，人类回应神的秘密召唤。这便是人类神性与诗性的起源。朱大可在谈及齐国的文化革命时犀利的指出：“貌似‘君权神授’的仪式，其本质却是一场‘王权祖授’的表演。它抛弃了以神圣宗教为核心的文化原型，而以祖先崇拜来置换宗教崇拜。
这是中国政体跟全球各大文明分道扬镳的重大时刻，一百多年之后，刘汉王朝便在齐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基石上，建起独一无二的血姻专制主义帝国。（22）”在这里，朱大可与波德里亚的话语方式虽然不同，但神话观却达到了罕有的共识：寻找远古大神以及修复远古大神的真容，不仅仅是一项神话学事业，它事关现代人的灵性、诗性与神性。被规训、惩罚直至异化了的现代人，需要回淤至时间的起点，找到我们的精神祖先。远古大神对现代人而言，是珍藏在时间深处最古老最野性最具神启的精神镜像。我想，这才是朱大可进行文化真相探险的根本缘由，亦是《中国上古神系》的思想价值之所在。
本文注释(1)让·波德里亚《冷记忆——III》，张新木、陈旻天、李露露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苏·珊桑塔格《在土星的标志下》P，姚君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3)伊塔洛·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第一章，杨德友译，辽宁教育出版社，
(4)朱大可《燃烧的迷津》中《信念的诞生》一文，学林出版社，
(5)朱大可《中国上古神系》绪论，东方出版社，
(6)鲍·列·帕斯捷尔纳克，玛·伊·茨维塔耶娃，莱·马·里尔克合著《抒情诗的呼吸》，茨维塔耶娃致里尔克书信，刘文飞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7)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张祖建译，人民大学出版社，
(8)朱大可《中国上古神系》第十章，东方出版社，
(9)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学：生食和熟食》，周昌忠译，人民大学出版社，。
(10)斯拉沃热·齐泽克《幻想的瘟疫》P3，胡雨潭，叶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1)贝淡宁，艾维纳·德夏里合著《城市的精神》P，吴万伟译，重庆出版社，
(12)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手稿》，于秀英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13)朱大可《中国上古神系》第二章，东方出版社，
(14)朱大可《中国上古神系》第二章，东方出版社，
(15)约瑟夫·布罗茨基《文明的孩子》中《小于一》中，刘文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16)心理咨询中文网朱大可访谈《憩居于词语的核心》
(17)朱大可《中国上古神系》第四章，东方出版社，
(18)朱大可《中国上古神系》第五章，东方出版社，
(19)朱大可《中国上古神系》第七章，东方出版社，
(20)朱大可《中国上古神系》第七章，东方出版社，
(21)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P-P，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
(22)朱大可《中国上古神系》第十章，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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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上古神系》为朱大可先生耗费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向西方主流人文阐述体系注入“中国元素”。这些观点颠覆晚清以来的学界定见，为认识华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传承本土历史传统、推动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启示，可视为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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